周总理如何应三叉戟飞机对九一三事件?

数码资讯 2020-02-21130未知admin

  1971年9月12日晚,大会堂福建厅灯火通明,紧闭着的宽大玻璃窗拉上了深绿色的帷幕。正在主持会议,讨论四届工作报告草稿。到会的有部委员和有关部长们,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海军第一李作鹏等也都在座。

  10时40分左右,秘书急匆匆地推开门,来到身边悄声耳语了几句,说张耀祠来电话,有紧急情况要直接报告总理。

  张耀祠当时是办公厅副主任、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警卫团团长,分管的警卫工作。

  话筒里响起了张耀祠的声音:“总理,刚才接到张宏(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警卫团副团长)从打来的电话,说林立衡(之女,又叫林豆豆)来队部报告,叶群、林立果持出逃,先去广州,再去,已经调来了的专机256。”

  1970年8月庐山会议时,及其一伙有地搞“突然袭击”,要设国家,因而受到的严厉。但是,对比较“客气”,还是没有放弃对他的最后希望,给他以认错的机会。这一点是清楚的。从庐山回到后,曾受之托,带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办事组去找,要他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伯达)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用的话说,“此行的目的,是要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个台阶下”。表示完全庐山会议以来关于批陈问题的历次,并要求吴法宪、叶群重写一次检讨。据此,难以推断会走到叛逃这一步啊!

  1972年8月,在向回国述职的大使们和外事部门的负责人作报告时说: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会跑,因他私调飞机一事,他,三叉戟飞机逃跑了。

  然而,报告要叛逃的恰恰是的女儿。知道林豆豆同她的家庭一直存在着矛盾。林豆豆的这个报告,会不会夹杂着家庭的因素呢?是党的,是指定了的的“人”,他要叛逃,可是一件关系到党和国家安危的大事,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稍有延宕,将会给党和国家酿成难以估量的灾难。但是,如果判断有误,匆忙采取措施,其后果同样非常严重。

  这恐怕是一生经历过无数次风浪的碰到的最为棘手的事件之一。的思维在高速地运转……在情况不明的危急关头,要求在瞬间片刻对一件如此复杂的事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这是对一个久经风霜的家素质的全面检测。

  “告诉警卫部队,密切注意。有什么情况,及时报告,不要鲁莽行动。”作出了在当时情况下能够作出的唯一的正确决断。

  当时在住地负责警卫工作的警卫团二大队队长姜作寿后来回忆了对他说过的一段话。对他说:你们请示怎么办?我下不了决心,周总理也下不了决心,只能说让你们,了解情况,及时报告,情况复杂啊!复杂得很啊!

  随即又问张耀祠现在在什么地方?张耀祠说在游泳池。此话的用意是了解在哪里。因为张耀祠总是在身边。

  与会人员从紧锁的眉头和凝重的神情推测,可能哪里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急需总理处理。但绝对料想不到是要出逃。

  吴法宪:“空军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到了山海关机场是怎么回事?今天调飞机去山海关机场没有?”

  想到山海关机场是海军兵下属的一个机场,于是又李作鹏:“你立即查一查,今晚是否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到山海关机场。”

  吴法宪说:“我问了胡萍(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死党),他说是一架改装后的三叉戟到山海关夜航试飞的。”

  有故障?不能立即回来?机警地感觉到这架飞机的行动不太正常。他以严肃的口气责令吴法宪:“飞机就停在那里不准动,后马上回来。”

  叶群撒谎就在打电话三叉戟飞机一事之时,在联峰山96的住地,、林立果、叶群等人早已乱作一团。

  9月8日,下达了实施武装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命令,准备把于南巡途中。林立果亲往“督战”。但在南巡途中察觉到一伙的一些活动后,命令专列风驰电掣,一不停,于12日中午安全返回了,粉碎了林立果精心策划的计划。、林立果、叶群等顿时,慌作一团。林立果捶胸顿足,啕大哭;面如死灰,两眼发直。经过一番密谋,他们决定私调飞机,南逃广州,另立。

  不料,一再严厉三叉戟飞机之事,打破了他们南逃广州的。一伙见南逃败露,便决计叛逃,飞往前苏联伊尔库茨克。

  晚11点20分左右,办公桌上那部红色的电话机又急促地响了起来。迅即抓起话筒,里面传出叶群的声音?

  “是空中动,还是地上动?”仍是沿用他多年养成的保密习惯。凡关系到的重要活动,他都用对方可理解的保密语言。

  叶群的这一回答露出了“马脚”。明明已调一架飞机到山海关机场,而且是林立果坐了去的,为什么撒谎说没调飞机?为什么刚刚了三又戟飞机的事,叶群就来了这么一个电话?叶群的电话原本是想来试探飞机的,她没有想到此举却为林豆豆报告的情况提供了依据。

  略加思索,不露声色地回答叶群:“今晚夜航不安全。调飞机的事,等我同吴法宪同志商量一下,看看天气情况再定吧。”

  “他们的这次行动有鬼,有。”放下电话后,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命令李作鹏向山海关机场传达的命令:“停在山海关的飞机不准动;要动,须有、黄永胜、吴法宪和李作鹏四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

  派吴法宪立即去西郊机场随时掌握机场的情况,并派杨德中去西郊机场“协助”吴法宪工作。杨德中当时任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警卫团,主管的警卫工作。他在身边工作,当然理解总理派去“协助”的含意。

  下达完命令后,叫的局委员在福建厅待命。他自己驱车到了游泳池,他要亲自向报告所发生的一切,并从安全角度考虑,转移到大会堂118厅。那里是在大会堂办公和休息的地方。

  又命令吴法宪:“立即准备两架飞机,如果一定要起飞,我亲自坐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去劝阻。”

  一伙原打算南逃广州另立,不料紧紧停留在山海关的飞机使他们觉得南逃的败露,于是便决计叛逃国外。就在下达命令的同时,一伙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打伤警卫人员,仓皇逃离了96楼,乘红旗牌轿车向山海关机场狂奔。

  大约11点多钟,叶群拉我到卧室门外叫我等着,她先进去和说了几句话然后叫我进去。这时,早已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对我说:“今晚反正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我说:“等要了飞机再走。”叶群插话骗我说:“一会儿吴法宪坐飞机来,我们就用那架飞机。”

  ……这时,林立果把我叫到叶群的办公室,给在的周宇驰打电话,叫我在门外看着。我听到林立果说:“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他放下电话出来,催我快去调车。我回到秘书值班室给58楼张宏副团长打电话,告诉他:“马上就走。”张副团长问我:“怎么回事?”林立果又走了进来,问是谁来的电话,我说:“是张副团长。”林立果立即伸手把电话压了。我拿了常用的两个皮包走到外边。杨振刚把车开上来,刚到门口停下,光着头出来和叶群、林立果、刘沛丰走到车旁。这是一辆三排座大红旗防弹车,第一个走进汽车坐在后排,叶群第二个走进汽车坐在旁边。第三个上车的是林立果,他坐在第二排在前面。第四个上车的是刘沛丰,坐在叶群的前面。我最后上车,坐在前排司机旁边。身后就是林立果坐的。

  当时已是深夜,天很黑。车开动了。叶群对说:“李文普和老杨对的阶级感情很深。”我和杨振刚都没有说线楼时,我突然听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林立果说:“不远,很快就到。”汽车开到58楼时,姜作寿大队长站在边扬手示意停车。叶群说:“对不忠,冲!”杨振刚加快车速过了58楼。

  李文普听说要去伊尔库茨克,意识到他们要叛逃,后中途从车上跳下来,被林立果打伤。他的回忆是真实的。姜作寿大队长也回忆说?

  大约11时半左右,()的内勤小陈打电话给我说:“大队长,他们走了,都乘那辆车,连我也不让上车……快点,快点。”听得出小陈很是紧张。我放下电话,向张副团长(张宏)做了报告,便往楼下跑。从96楼乘车出去,必须经过58楼门前,我想在这里把车拦住问一问:,你们现在要去哪里?我们警卫部队怎么跟你走?我刚站到马,就看见那辆大红旗保险车拐过了弯,开着大灯直射过来,照得我连眼都睁不开,转眼之间,车子驶过百余米的坡逼近我的身边。我做出紧急停车的手势,高喊:“停车!停车!快停车!……”可是,车不仅不减速,而且在加足马力,鸣着短促的喇叭,旁若无人地直冲过来,根本没有停车的意思。若不是我快捷躲开,看那样子,就是把我撞死了也不会停车的。瞬息之间,红旗保险车从我身边擦身而过。

  距姜作寿大队长不远,6中队的中队长肖奇明带领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也在试图阻拦,也险些被风驰电掣的红旗车撞上。肖中队长见此情景,举枪向汽车尾部连开两枪。无奈这是一辆红旗防弹车,事后检查,这两枪打在了汽车的后挡风玻璃上,只在玻璃上留下了两个小白点。后来,对这两枪还提出,说是没有明确,怎么能呢?

  就在一伙疯狂出逃时,在大会堂新疆厅的接到了张耀祠的报告:已离开住地,向山海关机场去了。询问警卫部队能否先赶到机场控制飞机,张耀祠难以做出肯定的回答。

  因为警卫部队的车再快,也快不过的大红旗。尽管张宏副团长和姜作寿大队长带着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驱车加足了油门在后面紧紧追赶,但的红旗轿车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

  这时,又一次命令李作鹏,要他下命令给山海关机场,不准停在机场上的任何飞机起飞,要设法阻拦。

  9月13日零点22分左右,的红旗轿车冲入山海关机场停机坪,在银白色的256三叉戟专机的左后方戛然而止。

  叶群第一个从车上跳下来,嘴里喊着:“有人要害林,快让油车离开,我们要走。”“捍卫林副统帅!”

  第二个下车,光着头,没戴帽子。他平时夏天都要戴帽子,今天仓皇出逃,连帽子都丢在了96楼。

  一切太突然了。这时,专机组的9名还有副驾驶、报务员、领航员等5人没有赶到,只有机长潘景寅和3名机械师上了飞机。

  13日凌晨零点32分,、林立果、叶群、刘沛丰等连滚带爬、狼狈不堪地抢上三叉戟256飞机,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讯保障的一片漆黑中,起飞了。

  为了最后一伙,命令空军指挥调度室:“向256飞机呼叫,希望他们回来。不论在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都到机场去接”;“如不行,在锡盟(即中部锡林郭勒盟)降落也可以”。

  指挥所的呼叫声,通过无线飞机,但没有得到任何回答。据当时万幸没上飞机的专机副驾驶说,可能是飞机上没有把通讯打开。因为一旦打开,包括3名机械师在内的机组人员都可以听到调度室塔台的呼叫声,256飞机起飞的命令也会传到3位机械师的耳朵里。

  空军司令部指挥室的雷达密切地的256三叉戟飞机。墙壁般宽大的雷达屏幕上清楚地显示出那架飞机的亮点正向北。

  13日凌晨1点10分,西郊机场的吴法宪来电话报告:“飞机的方向不对头,向蒙古方向飞了,马上就要出国境了,要不要派飞机拦截?”

  由于当时对一伙策动的计划和他突然出逃的原因还没有掌握,请示。说:“还是党的,我们要是把他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交代?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1时55分,256飞机在中蒙边界414界桩上空,进入蒙古境内。又过了一会,256飞机从空军指挥室的雷达屏幕上消失了。

  回到新疆厅,向在座的局委员宣布了北逃的消息,大家面面相觑,谁也没有讲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大厅里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毯上的声音仿佛都听得见。

  作为党的、,掌握了我军大量的核心机密。他投敌不仅对产生严重的危害,而且更重要的是对我们国家的安全构成严重。

  根据的,立即召集在京的局委员开会,通报事件情况,作紧急战备部署,以应付突发事件。

  据当时在场的卫士高振普回忆说:“周总理走出新疆厅,对厅外的作了进一步的安排,指定专人厅门,无关人员不准进入,所有随领导们进来的人员,一律原地休息,谁也不准靠近新疆厅。”

  大会堂西大厅内有一个北小厅,宽大的办公桌上摆着军用电话和各种电话,旁边还有一张小床。这里是常来办公和休息的地方。

  首先,下达了全国禁空令:关闭全国所有机场。没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5人联合签发的命令,任何飞机不准起飞。

  随后,拿起保密电话,亲自逐一给各大军区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打电话,通报外逃情况。为了暂时保密,又能使对方听懂,既含蓄又清楚地说:“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往蒙古国方向去了,你们要党、的指挥。从现在起,立即进入紧急备战。”

  当时,有的大军区负责人一时还没听明白,还在电话中提问是谁跑了。着急地说:“你们还不懂吗?我再说一遍,……”

  13日凌晨3时15分,的死党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劫持一架直升机,从沙河机场起飞,他们携带大量文件,逃往国外。坐镇在空军作战部的及时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果断:“它降落,不听就把它打下来,决不能让它飞出去。”空军随即派出了8架次战斗机拦截,但因为天黑没有及时找到这架直升机。

  好在这架直升机的驾驶员陈修文是一位有高度、智勇双全的同志,在得知周宇驰他们的后,他千方百计地把飞机降落在县境内。落地时,他和周宇驰等人英勇搏斗,壮烈。周宇驰、于新野身亡,李伟信被随即赶来的战士捕获。

  是党所在地,是心脏,安全至关重要,一点纰漏都出不得。为了确保首都的安全和稳定,又把市、和卫戍区的主要负责人召集到大会堂,通报情况,并部署了几项应急措施?

  二、派卫戍区部队封闭控制郊区的几个机场,没有命令,任何飞机不准起飞。在没有接到允许飞机起飞的命令或通知时,发现有飞机起飞,要将其击落。

  三、卫戍区要加强对、、日等警卫目标的警卫工作,对、大会堂等附近地区,要增派部队,加强警卫。

  根据的,为加强地区的战备力量,命令38军的3个机械化师、坦克一师、坦克六师和炮兵六师共6个师,归卫戍区指挥。这样,卫戍区的兵力就由原有的4个师增加到10个师。防御区域重点是北至南口,东到首都机场,南到以北。考虑到当时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是办事组的,是各总部的负责人,为了确戍区置于党的领导下,卫戍区部队对来自、各总部的电讯只收听,不汇报,即只接受来的电话、电报,不汇报卫戍区根据部署的应变措施。

  还,密切注意外电反应,抓紧研究和提出因事件可能引起的对外交涉所需的应对方案。

  在做完这一切后,天已经亮了。大会堂外面,丝毫没有显示出什么异样。人们依旧是那么的平静,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该散步的散步。广场上,首都民兵师的队伍还在演形,准备迎接22周年的检阅。喇叭的新闻播音中还不时有林的字眼。外面的行人谁又能料到庄严的大会堂刚刚渡过了一个惊心动魄的不眠之夜?

  北小厅,在办公桌前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连卫士轻轻地把窗帘拉开和关灯的声音都没能把他惊动。

  从12日晚上7点半吃过一顿饭后,到现在连续紧张工作10多个小时没吃东西,也没休息。卫士担心他的身体,但此时此刻也不敢说什么,只能在一旁静候。

  沉思了好一阵子,起身走出北小厅,前往所在的118厅。往常,总是会问:休息了没有?但这次他没问,他知道肯定没有休息。

  的嗓门很大:“报告总理,我已派参谋长带部队占领了南京的全部机场,辖区内的机场也已同时出动部队全部占领,请总理放心,请放心。”

  类似的电话还有一个,是司令员丁盛打来的。电话是打到西花厅的。秘书纪东接的电话。丁盛在电话里说:请报告总理,我忠于,听的,听周总理的,周总理怎么说,我就怎么办,我已经遵照总理的去办了。

  13日上午9时左右,在身边工作人员的安排下,吃了一碗面条和一个包子。随即又召集局委员、和总参作战部的同志到大会堂东大厅开会,由于外逃可能发生的情况,研究制定紧急方案,调整部队部署,重点是应付外国的入侵,并拟定向全军发出的紧急战备。

  从12日下午5点多从西花厅出来到13日一整天,都没有回过西花厅,连续20多个小时没回家。在西花厅的担心的身体,来过好几次电话。从卫士们支支吾吾的言语中,经验丰富的预感到国家肯定出什么大事了,她不是像以往那样催早点散会,而是工作人员一定要按时给吃药。1967年,就已检查出患了冠心病。

  13日晚上10点15分,空军司令部送来一份报告:18时4分,蒙古国雷达团团长向所属各连说:凌晨2时半有一架不明飞机在温都尔汗地区坠落焚烧,从18时起进入一等。

  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这可能是关于座机坠毁的最早消息。虽然当时还不能确定这架在温都尔汗地区坠落焚烧的飞机就是的座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一定会把它与的座机联系起来。因为从时间上和方向上都存在这个可能。

  那么,接下来,会不会电告我国驻蒙古国,要他们密切注意这件事呢?当然这只是笔者的推想,目前还没有材料显示是否有这样的动作。

  14日上午11时左右,连续忙碌了50多个小时的看上去显得格外疲倦。在身边工作人员的一再劝说下,服了,在北小厅躺下休息了。连续高度的紧张和劳累使他很快就发出了轻微的鼾声。

  下午2时,刚刚入睡不到3个小时的,就被的一个紧急电话叫醒。电话是王海容打来的,她说有重要情况要向总理报告。秘书只好把叫醒。预感到可能有一伙的什么消息,叫王海容马上赶到大会堂,三叉戟飞机并吩咐卫士到门口等候。

  王海容送来的是我国驻蒙古发回的密报:我国一架军用飞机于13日凌晨2时左右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9人全部死亡,其中有一女的。机:256。

  看完报告,顿感如释重负。虽然报告未说明那架飞机就是座机(当时我驻蒙也不知道),但是,已猜到十有###了。他高兴地连说;“啊,摔死了,摔死了。”

  随后,一向注意仪表的穿着睡衣和拖鞋,疾步所在的118厅,向报告这一大快的消息。

  从118厅出来后,来到福建厅,向等候在这里的局委员宣布了一伙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机毁人亡的消息。会场在短暂的沉寂后马上涌动着阵阵欣喜。

  从14日午夜开始,在大会堂分批向机关、各部委和军队系统的主要通报事件的经过,要求各单位的领导回去后把握住本单位,紧紧团结在的周围,制定防范措施,以应付可能发生的事情。

  分批的通报会到15日下午4时才结束。至此,73岁高龄的几乎连续紧张地忙碌了整整3天3夜,中间只睡了不到3个小时,加上沙发上的几次小憩,总共也不足5个小时。

  当迈着疲惫的双腿离开大会堂回到西花厅时,等候在门口的心疼地对说:“老伴啊,看你的两条腿已抬不起来了。”

  两个多月后,对在京的上层爱国人士回顾惊心动魄的“九一三”之夜时说:“事后说来惊险得很,但当时处理并不紧张。因为我们相信绝大多数群众,相信绝大多数干部。”

  在温都尔汗折戟沉沙,使大大松了口气。它至少消除了国际敌对可能给党和构成的。然而,就国内来说;危机并没有完全消除,紧急战备状态仍未解除。

  为此,:对事件要严格保密,保密时间尽可能长些,以赢得时间处理“善后事宜”。这是因为:除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外,集团的党羽当时都还没有惊动。对这些人,要尽快找恰当时机解决,防止他们有些人狗急跳墙。另外,对当时国内的大多数人来讲,说反对并,那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更不要说相信这是事实了,这也就是所顾虑的“如何向全国交代”的问题。因此,如果过早地把事件泄露出去,不但会引起广大群众的一些不必要的猜疑,而且可能会使集团的一些党羽铤而走险,。

  笔者曾采访过一位当时在空军司令部任职、后来担任过空军司令员的老同志。他告诉我,后来空军向高级干部传达事件时,空军司令部的一位二级部部长竟当场站起来,文件是八道。

  9月14日下午,接到我驻蒙的密报后,立即:将报告用3铅字打印18份,由符浩(办公厅主任)亲自送到大会堂北门,交给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从现在起,三叉戟飞机指定专人译办我驻蒙来的电报,由符浩亲自密封后送亲自启封;今天驻蒙的报告,凡经办和知道的人,都要向他们打招呼,要绝对保密。

  9月14日,我驻蒙的一位干部在归国休假过中蒙边境时,向我某边防站讲了我国有一架飞机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机上人员全部死亡的事。该边防站把这一消息逐级到军区。得知后,立即将这个边防站隔离起来,并军区采取措施,让已知道这一消息的26个人谁也不许扩散。

  9月20日,我驻蒙奉国内派二秘孙一先送飞机坠毁现场照片及有关材料回国,并当面汇报。此前,电告驻蒙古,请许文益大使亲自带人到出事现场,查清飞机型,遇难9人的身份,还要从各个角度拍摄下飞机、现场和9人的照片,特别是死者的照片要从不同角度拍特写,并向蒙古方面交涉,把9人的遗体运回国内。

  21日,在大会堂召###议,听取孙一先的汇报。参加会议的除局委员外,还有的姬鹏飞、韩念龙、符浩,部部长李震、空军司令员李际泰、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等。

  会上,大家根据带回来的材料了飞机坠毁的原因,应该是飞机由于燃料将要耗尽,紧急降落。驾驶员不太熟悉地面情况,冒险以飞机肚皮擦地降落。飞机降落后失去平衡,与地面冲撞,油箱里还有残油,引起。从死者的遗体上看,都取下了手表等易于擦伤身体的物品,说明迫降是事先作了准备的。

  会议开始时,看到只来了孙一先一人,当即地问孙一先:“一同回来的不是还有一个翻译吗?”

  随后,严厉地了符浩:“你当过兵没有?你不是会唱《三律八项注意》吗?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嘛!”

  两个小时后,那位翻译贺喜被人从酣睡中叫醒,送进了警卫森严的招待所。此后,孙一先和贺喜这两位同志就被“隔离”了半个来月,直至他们听了有关事件的传达后,才恍然大悟,恢复了。

  有了这滴水不漏的保密措施,于是,在“九一三”事件以后的十几天里,人们从新闻、里听到看到的仍然有“林我们说”的字眼。广场上,成群的学生仍旧在为庆祝操列,仍旧高喊“向林学习!向林致敬!”的口。一切都显得那么风平浪静,那么井然有序。然而,就在这样一种“内紧外松”的平静中,集团的党羽都一个个从生活中悄悄地消失了。

  从当时获取的一些材料就已见出,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是集团的重要,他们当时分别任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员、海军第一、总后勤部部长,都身居要职,手握。如何处理这几个人,关系重大。考虑到他们过去在、建立新中国的历程中都有过战功,对他们还是寄予了一定的希望,希望他们能主动承认错误,争取宽大处理。

  对说:“看他们10天,叫他们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代好了就行。”

  但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4人非但不主动的问题,也不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而且还在家里拼命烧材料,。对他们的活动,已经觉察。

  9月23日,事件后的第十天,要询问有关黄永胜等人的情况。立即来到处报告了黄永胜等人在拼命烧材料的情况。说:他们是在,看来这些人是要顽抗到底了。

  “请放心,这件事我马上去办,今天晚上办不成,明天上午一定办成。”明白的意图,已经到了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采取措施的时候了。

  本来打算在23日晚上对黄、吴、李、邱采取行动,但因为第二天上午要率代表团去越南访问,邱会作要去机场送行,而事件尚未对外公开,对黄、吴、李、邱采取行动仍需要秘密进行,为不引起的猜测,和有关负责人商量,临时决定改在24日上午。以开办事组会议传达的名义,通知黄、吴、李、邱24日上午9点在大会堂福建厅开会。

  24日上午7点多,驱车来到首都机场为送行。、邱会作等先一步等候在候机室。像往常一样,和他们一一握手,气氛没有丝毫的异常。只有知情的杨德中等人,始终紧随在的左右,着周围的动向。

  送走后,对、邱会作说:“上午9点在大会堂开办事组会议,传达的。”知道这个会是要解决黄、吴、李、邱的。

  在回城里的上,对同车的杨德中说:“把车开快一点,我们先一步到大会堂,再与邱会作单独谈一谈,争取让他多交代些问题。”

  大会堂北门,邱会作的车与的座车几乎同时停下。尽管杨德中抢先下车,但已来不及了,早已等候在这里的执行人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邱会作隔离到了福建厅。

  和、在东大厅等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的到来。9点,黄永胜、李作鹏先后来到,与邱会作一起隔离在福建厅,只有吴法宪迟迟未到。

  警卫森严的福建厅,气氛显得非常紧张。黄、吴、李、邱4人已经觉察到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了,都低着头沉默无语。

  当走进福建厅时,他们4人地站了起来。还是一一跟他们握了握手。这些人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毕竟还是有过战功的老同志。

  “叛逃后,根据多方查证,证明你们4人是站在一边,反对、,搞活动。等了你们10天,希望你们,主动向交代问题。你们不仅没有交待,反而相互,,完全站在党的。你们对党对是犯了罪的。不能不采取断然措施,把你们分别隔离起来。这便于你们交待问题,也便于对你们进一步审查。”

  黄、吴、李、邱是集团的4员,对他们的隔离审查,是在事件后采取的又一重大行动。同日,召集军队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会议,传达处理黄、吴、李、邱4人的决定。会后,起草了通知,通知宣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活动中“陷入很深”,“已令他们离职,彻底交待”。该通知经批准后下发各大军区党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叛逃后,发出《关于出逃的通知》。为避免引起大的震动,这一文件根据内外有别分步骤传达的原则,先是在9月18日传达到高级干部,9月28日扩大到地、师一级,10月下旬传达到全国。继短暂的惊讶唏嘘之后,发出了阵阵欢呼。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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